第十一次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受到各界关注，媒体在竞相讲述华侨华人的故事时，不应忘记，华侨华人恰是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力量。

这不禁让我们想起，80多年前，抗日战争时期，著名华侨代表陈嘉庚先生冲破重重阻力访问延安的故事。

陈嘉庚先生在延安，不仅与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就抗战、国共合作等问题深入交谈，还出席延安各界欢迎会等活动，参观延安的工厂。某种意义上，陈嘉庚先生像一位深度调查记者和体验式采访人，深入延安革命和生产的方方面面，他因此读懂了中国共产党，也成为当年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一面旗帜。离开延安后，陈嘉庚多次公开演讲、接受记者采访，还撰写了《南侨回忆录》，创办《南侨日报》，用多种方式向海外华侨和国际社会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形象。比如，1941年1月，陈嘉庚回到新加坡，在新加坡快乐世界体育馆发表了长达两小时的演讲。当天，“参加团体，多至四百四十余单位”，听众“达3万余人，济济跄跄，盛况空前”，讲者“言恳意挚”，听者莫不为之“动容”。有人评价说，如果南洋是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的重要阵地，那么陈嘉庚就是这个阵地的重要开拓者和引领者。

其实，早在1916年，孙中山先生在《致海外革命同志书》中就提出“华侨是革命之母”的观点。陈嘉庚之后，更是有千千万万的华侨华人，在各个历史时期，用实际行动向世界介绍说明中国，为沟通中外、连接中国与世界发挥了独特作用。

新时代，中国要创新对外宣传方式，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华侨华人也一定是重要的、独特的资源。

当然，国际传播不限于媒体传播。加拿大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在上世纪提出著名的观点：媒介即人的延伸。在今天的国际形势下，在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的生态中，我们如果从国际传播的角度去考量，也可以借用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观点：广大华侨华人在国际社会的所有经济、社会活动都是国际传播工作的延伸，都是我们触达国际社会的最鲜活、最全面、最真实的神经元，都是一种沟通人心的工作。

笔者认为，华侨华人无论在国际社会做中餐、开医馆、办学校，还是在中国传统日举办节庆活动，在日常生活中举手投足的中国礼仪，都是传播中国。正因为华侨华人的生活与住在国人民的生活融为一体，有人的故事就有温度，润物无声，自然共鸣，有时候可能是比媒体的报道更有效的国际传播。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华侨华人离开故土到异国他乡，最容易入手的行业是中餐。而中餐饱浸独特、厚重的中华文化，恰好成为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的生动载体。据统计，90%以上的华侨华人从事或从事过餐饮及其相关行业，海外中餐馆数量超过40万家。举个例子：浙江省侨联兼职副主席季志海曾在意大利开办中餐馆，他告诉笔者，当时90%以上的食客是意大利人。他的餐厅特别注重中修，后来还通过餐厅电视播放中国文化，备受当地人喜欢。后来，季志海还创办华文报纸，服务华侨同胞也介绍中国文化。开中餐、办报纸过程中，一些意大利主流社会代表人士成为季志海的好朋友，进而支持了中意友好交流合作。笔者认为，只要有一个国际人士端起中餐馆的饭碗，就至少成为1个碰触到中国的真实流量，而且这种“流量”，在此后很可能会保持不小的粘性和活跃度，甚至具备“呼朋引伴”式的扩散力。

中医药也是国际传播的重要载体。至2019年12月，我国在全球共设立54个中医药海外中心，广泛分布在世界各大洲，在推动中医药海外发展和文化国际传播中取得了一系列极具影响力的成果。在抗击新冠肺炎期间，广大华侨华人不但自己用中医药抗疫，也给当地国家的人民带去中医药方案，受到广泛欢迎，也让当地人更好了解了源自中国的文化和科学。

日常生活更是如此，比如在马来西亚，华侨华人多奉行中华文化习俗，每逢新年，他们要按照礼俗，跪着向长辈敬茶问安；办婚丧大事时，所行的仍然是中国古礼。他们的住家、大门及窗帘上的对联，大厅供奉的神像、木雕屏风、陶瓷古董等，都具有浓重的传统华侨家居特色。某种意义上，一个华侨华人的家庭，就是一面中华文化的宣传板。

另外，还有遍布全球的 2 万多所华文学校、2 万多个华侨华人社团、1000 多家华文媒体以及独具特色的唐人街、中国城等，都是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发出中国声音的重要平台。

所以，华侨华人的海外生活，正是国际传播的宝贵富媒体资源。笔者认为，在新时代，利用华侨华人资源开展国际传播，尤其应该重视四个方面：一是要更好发挥华侨华人社团的堡垒作用，把更多力量组织起来；二是要高度重视华侨华人“Z世代”力量，用心涵养侨资源；三是要助力华文媒体与国内媒体平台广泛合作，助力代表性的华文媒体更好落地世界各个角落；四是在春节等各种节庆活动中，加强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促进海外世界通过理解文化进而理解中国。（张宁锐）